電影《盲山》講述了女大學生白春梅被拐賣至某法盲山區,多年後被解救的故事。
版本1(國内公映版):22歲的女大學生白雪梅(黃璐飾)找工作的時候認識了熱情大方的姑娘胡曉曉。她在工作和金錢的誘惑下和胡曉曉一起坐車去山區采購中草藥。
經過長途跋涉他們來到一個小山村。白雪梅睡醒後,發現胡曉曉和她的老闆早已不知去向,她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白雪梅被告知,她已經被家裡人賣給40歲農民黃德貴做老婆了。到這時候她才知道,自己上了人販子的當了。
白雪梅想要回家,遭到了黃德貴的拒絕。到了晚上黃德貴上床要和白雪梅睡覺,她堅決不肯就範。憤怒的黃德貴強奸了她,并且将她關在屋裡。白雪梅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毒打、漫罵。
白雪梅從此失去自由,被迫生活在一個陌生而野蠻的山村。
性格堅強的白雪梅不斷尋找機會的逃跑。但是這個封閉的山村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她這個外來人。他們反而還幫助黃守貴對她嚴加看守。她每次逃跑都被抓回來,當衆毒打。村民們的自私和冷漠,當地官員和警察的渎職行為使她在那裡孤立無援。
白雪梅為黃德貴生了一個男孩,使黃家對她放松了警惕。白雪梅在初中學生李青山的幫助下,和父母取得了聯系。由于村民的阻撓,與父親一同而來的兩個警察無法救出白雪梅,于是他們商量改天偷偷救走白雪梅,白父留這陪女兒。某日,在警察的幫助下,她終于逃出了這個山村。但是她的孩子卻不得不留在那裡。
版本2(海外公映版)結局與國内公映版本不同:黃德貴知道白父就是想帶走自己的“妻子”,于是想把她帶走藏起來。在黃德貴和白父的争執下,雪梅為救父親,把菜刀砸向自己痛恨的黃德貴……
拐賣,拐賣
你是個四川的女學生,正好趕上了擴招,你上了大學,你們全村人都為你驕傲,你來到陌生的城市,在這個不為中國80%人所知的大學裡學習,你很漂亮,盡管你從來不知道什麼是LV什麼是coach什麼是burberry,追你的人裡有四十多歲的商人,也有浪蕩的公子哥,終于你畢業了,卻找不到工作,你欠下了4年的助學貸款,你知道這次你辜負家裡人的期望了。有一次你認識了一個老鄉,她跟着一個叫吳經理的人倒賣藥材,卻能賺不少錢,她勸你一起,于是你跟着她一起去跑江湖,希望賺點錢寄到家裡去。那天你們來到了一個陌生的陝西農村,一杯水下肚,你暈暈乎乎,醒來後你發現躺在一張陌生的床上,你成了一個被拐賣的婦女。
這是一個關于被拐女性的故事,确切的說,是被拐了卻永遠逃不出去的女性的故事。和《盲井》一樣,李楊一點一點的把殘酷的現實展現在你的眼前。
你不服,你那個四十歲的老公,剛花了積攢了大半輩子的7000元買了你,說什麼也不讓你走,你的公公婆婆常常打你,這天你聽到窗外爆竹聲聲,這不是新年,你知道他要來了。
前幾年看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裡面講到做愛,說人類的性行為,最近才有了生殖以外的意義。當然,生殖還是性的最主要意義。所以,當我看到雪梅的婆婆公公和她老公一起扒開雪梅的衣服時,我隻看到一種原始的狀态,一切的前戲都沒了,粗犷而醜陋的男人,隻知道交配。村子裡的光棍調侃着說:“弄沒弄呢,白不白呢。”
人這種動物,最大的優點是适應性強,最大的缺點也是适應性強。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發生在這群被拐的婦女身上,你的婆婆來勸了,“沒辦法的事,我們女人都是這樣,嫁誰不是嫁呢,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 你說滾,村裡另一個被拐的女性小蘭來了,她說,跑不出去的,我來了5年了,你要想想你父母,不要這樣尋死。你慢慢的接受了,接受了婆婆的辱罵,接受了老公每天晚上在你身上的喘息,接受了一切粗重的農活。你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有機會跑出去。
你偷偷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誰知道郵遞員轉身就把信交給你老公,三包香煙,比你的眼淚更值錢,你找到了村委會主任,主任讓你回去,随後派了幾個小痞子來家裡收錢,無非是要些封口費罷了,有一次你真的試圖跑了,跑到了山的另一面,迎面來了一輛汽車,三元錢,你沒有錢,就讓機會這樣走了。你不相信這一切就這樣完了,你和小叔子上了床,是的這樣我想到了《菊豆》裡鞏俐和李保田的激情,這種感情裡混雜了欲望,恨,無助,還有一點愛。你無非是想讓他幫你。可惜他幫不了你。你找到了村口的小賣部老闆,你問他借錢,她說你拿什麼換,你知道他在說什麼。你又跑了,這次你來到了鎮上,你剛上了去城裡的大巴,又見到了村裡的拖拉機,他們來抓你了。司機本可以絕塵而去的,他還是開了門,你又被抓了回去。
終于你懷孕了,你絕望的拍打着自己的肚子,那個時刻你想到了什麼?也許你的一輩子就綁在這個村裡了?也許,有了孩子,真的像婆婆說得那樣,就适應了?
據說在正式版裡,最後的結局是你拿起了刀子砍向你的老公。
這種爆發,完全可以預料得到,像極了伍仕賢的短片《車四十四》。一個卑微的女人,她的希望全部破碎,她一刀刀砍下去,就好像在拷問良心,你們全都是罪人。
山裡,山外
我從小就在大城市裡長大,唯一關于農村的記憶是小時候的外婆家,外婆家在城郊結合部,那裡有稻田,也有魚塘,躲在小樹林裡的墳堆邊烤番薯,成了我不多的童年記憶之一。我從來就向往,那種原始的自然美,望不到盡頭的樹林和山,新鮮的空氣,鮮活的野味,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農村生活已經被現代人當成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理解農村,盲山,隻是解剖了被拐賣婦女的心,而誰又真正的試圖解構那些買女人當老婆的村民呢?
當我見到村民們,拿着鋤頭,開着摩托車追趕雪梅時,我隻見到了一種原始的愚昧和狡谲。
但當我聽到,雪梅的老公說,“才7000元,城裡娶老婆哪個不花這幾個錢?” 我就知道,事情遠非我想的那麼簡單。
這群人身上,既有幾千年來的懦弱和保守,又保留着原始的野蠻,同時,還有對現實的無奈。
費孝通的幾本人類學著作裡講到舊時現實中農村的婚姻,大多數都是以經濟來維系的,當女權的觀念和舊有的思維觀念沖突時,當女人的職能并不僅限于生兒育女時,又該如何來引導解決呢?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舊有的農村觀念和生活方式,越來越和這個時代背離,城市化已經讓農村的女人有了更多的選擇,一個舊時代的40歲男子,若是找不到老婆,還可以通過童養媳,或是高額的聘禮解決問題,那麼現在呢?買老婆違法,童養媳更違法,高額的聘禮?又有多少人願意住在破舊閉塞的農村鄉下呢?但同時,人類原始的進化沖動,讓自己的基因流傳下去的渴望,又在永遠的推動着他們。你管這叫愛情,其實這隻是生殖。
這個時代裡富裕階層占有更多的資源,解決問題的關鍵,也許并不在于節流。
李楊,李楊
當中國的電影業,一哄而上的拙劣的模仿着西人的作品時,當中國的導演以為宏大的場面就是解放軍灑菊花,以為激情就是擺兩個高難度的回形針造型時,李楊的電影給了我不一樣的感覺。
坦率的說,這部片子拍的很粗,甚至粗劣,幾年前《盲井》的成功,除了換回一個柏林的銀熊,捧出了一個去演勵志電視劇的王寶強,并沒有給李楊帶來巨額的投資,商人從來不在乎一部片子是否有意義,他們隻在乎回報。這種現實主義題材的片子,搞的好的,隻能換兩個獎,賣點海外DVD的版權,閹割一下上映,搞的不好,也許永遠見不到觀衆。幾個業餘的演員,拉到某個村子裡,就這樣拍出了盲山。正像李楊的哥哥說的那樣:“你拍這玩意幹啥,學學張藝謀,馮小剛,拍點賺錢的。” 消費主義時代,誰會花50元錢找難受呢,甚至誰會花10元在盜版攤子裡找這樣的片子看呢,10元錢,你有無數的選擇,肌肉男will smith,動作片色戒,甚至是花枝招展的日本女優。
然而一個健康的社會裡除了瘋狂的逐利者,還應該有李楊這樣的人。幾年前我一直因為Karma的兩部關于中國紀錄片而沮喪,因為我不想見到中國的導演在曆史事件裡缺席,今天,我們發現李楊。
我起立為你鼓掌。
我也依然在尋找,不是那些名利雙收的中年導演,他們隻能拍些歌舞升平的電影,而是一個能深刻描繪出變化狀态下中國人精神焦慮的導演,期待下一個李楊。
後記
郜豔敏,1994年被拐賣至太行深處的河北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之後在村裡當上代課教師,2006年成為“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她的事迹被改編成2009年上映的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如果你看過這部電影,你會覺得《嫁》完全是在放屁,不追究人販子責任,讓一個受害者站出來撐起一片天,演苦情戲,真好意思。
真實的郜豔敏十八歲就被人拐賣,被幾撥人多次強奸淩辱,三次放棄生的希望而自殺,想離開下岸村回到家鄉卻被父母婉拒,最後回到石頭壘起的課堂裡,尋找存在意義時卻被廟堂之上的人當作象征和謀利工具,這種絕望感也在李楊導演2007年的作品《盲山》裡出現,這部從未在大陸上映的電影極為寫實的描繪了女大學生白春梅從被拐賣到逃亡的經過。文藝創造當然根植于現實,而殘忍的現實确是:在上世紀90年代,大量的拐賣以超過我們認知的方式存在着,官方公布的極少部分數據裡,1991-1995年,獲解救的被拐女性人數為80555人。解救婦女是如此之難,落後地區的村民不僅對暴行熟視無睹,還會參與其中,利益鍊條又如此複雜,讓解救行為如大海撈針。即使被解救,也會因為病态的觀念而飽受歧視,人們認為你是不潔和不幸的,然而不潔總是排在前列,像無形的巨大标簽,對女性來說這意味着難找好的婆家,這無疑又造成了二次傷害。WHO的數據裡,中國是世界少數幾個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的國家,而吞農藥曾經是農村地區最常見的自殺選擇。
在社交媒體發酵郜豔敏這個詞後,我看到了更讓人心碎的報道。在騰訊的一篇采訪裡,8年之後,除了月工資從90元提高到了600元,一切都沒有變。20年的代課教師,卻隻有如此微薄的工資,并且,和拿腔捏調令人作嘔的官方文宣描述的“丈夫已經知道妻子是個受社會尊敬的‘名人’,已經不敢打他了。”所不同的是“現在,這個比郜豔敏大6歲的羊倌丈夫經常賭錢輸了就打她。”而這個善良的女人,卻依然對這個傷害她如此之深的村莊保持善意,以她為原型的“宣傳”電影拍完時劇組說,“郜老師,我們就不給你稿費了,給你20萬塊,讓你自己用”。郜豔敏卻一分錢沒要,全給村裡修路。
困難裡催生崇高的意義本身就是一種變态的價值觀,而讓婦女承受各種痛苦,而欣賞其中的“偉大”更是這個國度長久以來的猥瑣偏好。王小波在《拒絕崇高》一文裡說的很清楚:
“在一個文明社會裡,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為。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并不過分。舉例來說,洪水沖走國家财産,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麼。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草就太過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導出:崇高并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
在這場新媒體的呐喊與喧嚣之後,那些背後的問題仍将長久的困擾着我們。教育資源的不平等,農村教育資源的稀缺,人們也會拷問教育對改善落後地區人民生存狀況的有效性。而當媒體開始以旁觀者的心态報道越南新娘時,它們卻忽略了越南新娘和被拐新娘實際是同一種産物。根據2014年的人口統計,中國男性比女性人口多3376萬人,而新出生人口性别比為115.88,也就是說,每出生100個女孩,相應出生了115.88個男孩。雖然越來越多的大城市裡女性抱怨找不到結婚對象,但真實的情況是,大量農村落後地區男性根本無法正常渠道娶妻。而在未來這個問題還會越來越嚴重。
你問我這個世界會好嘛?我真的不知道。那種惡和黑暗讓人反胃和難以直視。然而我們依然且必須試圖鼓起勇氣,為了無數個白春梅,無數個郜豔敏,也為了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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