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主要根据人物南海十三郎事迹改编，讲述了南海十三郎的一生

  红绡夜盗寒江雪，痴人正是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是由高志森导演，杜国威编剧，谢君豪、潘灿良、苏玉华、吴绮莉等主演的剧情电影。影片于1997年5月15日在中国香港上映。
  影片主要根据人物南海十三郎事迹改编，讲述了南海十三郎的一生。

  开片是说书人因聚众滋事，被警察带到了警局问话，借说书人之口讲述了粤剧金牌编剧——南海十三郎艺海浮沉的一生。作为粤剧名家江太史公的十三子，江誉镠自由顽皮，出入名流场所。一次偶然的舞会，他遇到了上海的千金小姐莉莉，然而双方有缘相逢，无份结亲。后来，他跟随她来到上海，竟落得穷困潦倒。2年后，回到了广东的家中，他已被学校除名。当时太史公已经年事已高，他便天天去看戏，从不受戏班老板薛老五赏识，到后来成为御用编剧一鸣惊人，人送绰号——南海十三郎。然而，时局动荡，他到了江西写剧本慰劳前线战士，因看不过同行媚俗之作，愤然出手，不欢而散。战争结束后，十三郎回到了广东，但没有人请他写剧本，他写的抗日剧本没人看也没人演。十三郎疯了，他流浪到香港，冻死在香港街头。十三郎的故事讲完了，说书人被保释出狱，大家问说书人和十三郎什么关系，说书人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潦倒编剧在讲另一个潦倒编剧的故事。
 
  心声泪影女儿香，燕归何处觅残塘。红绡夜盗寒江雪，痴人正是十三郎。”电影在街头艺人的吟唱声中开始，为我们讲述一个天才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南海十三郎。
  1914年，南海十三郎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贵族家庭，后至香港求学。他性格偏执、内心单纯，自幼对粤剧深深痴迷，二十岁时为粤剧名伶薛觉先撰写剧目《寒江钓雪》一炮而红。凡是由他编剧的戏，一经上演便极度火爆，往往一票难求。
  惊人的天分如同一件华美而带刺的衣衫，他备受瞩目却无人知音，唯有用恃才傲物的外表遮掩内心的深深遗憾。直到一个叫做唐涤生的年轻人登门拜师，才改变了这一切，阿唐衣着简朴却同样才华横溢。“他们是残缺的，所以向彼此敞开”，天才的心从此不再孤寂。
  然而，弄人的命运怎能容忍长存的好景，污浊的世俗如何保全一颗无瑕的心。他们在抗日战争的浩劫中失散。失去支撑的南海十三郎忍受着时局的颠簸和世人的误解，压抑的心智唯有在疯狂中得以释放。他拒绝接受友人的援助，远离人们的视线，混迹于街市，沦为乞丐。
  张爱玲在《天才梦》一文中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实际上，刻薄的世人谁也没有原谅：他们只能买珠还椟的接受天才们的作品，从中敲骨吸髓的攫取营养。对于活着的艺术家，他们没有兴趣。这才有了张爱玲的无所容身和南海十三郎难以启齿的半世漂泊。
  很多年以后，孤独潦倒的南海十三郎，在茶馆中偶遇已成为粤剧大师的唐涤生。在师徒相认的一唱一和中，生锈的才华在此刻被唤醒。他浑浊的眼睛刹那变得清澈，起身要逃走，双手却已被阿唐紧紧握住。
  临别前，唐涤生送给他一张戏票，是《再世红梅记》的首场演出，嘱咐他一定要来。但那一夜，南海十三郎欣然赴约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用白布蒙着，被人抬出来的唐涤生。他生平唯一的知己，突发脑溢血，死在戏院，年仅四十二岁。
  唐涤生的作品《紫钗记》中有这样流光溢彩的唱段：“携书剑，滞京华。路有招贤黄榜挂，飘零空负盖世才华。老儒生，满腹牢骚话。科科落第居人下，处处长赊酒饭茶。问何日文章有价？混龙蛇，难分真与假。一俟秋闱经试罢，观灯闹酒度韶华，愿不负十年窗下。”我曾试图从中牵强附会的窥见南海十三郎的经历，却只看到无限的悲怆像眼泪一样，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溢满纸面。
  “千万不要自认为是天才，因为真正的天才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是像南海十三郎一样早疯，要么是像唐涤生一样早死。”这是影片中最让人耿耿于怀的台词。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的平庸，承认我们的虚弱，因为一切虚张声势的辩解都加剧着内心的羞愧。
  与早逝的唐涤生相比，南海十三郎的悲剧在于他活着，并且活得太长太久。他的心，如同狄兰·托马斯的诗句：“太高傲了，以至不屑去死。”他不得不目睹生平唯一知己的夭折；不得不听闻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噩耗；不得不成为一段又一段动荡历史的见证人，并以疯癫抵挡这个越来越光怪陆离的世界——只有在痛彻骨髓的片刻，才显露出慑人的清醒。他曾受尽高处不胜寒的苦，又被人一脚踢开，如同一个时代的弃儿。他被蔑视，被人厌弃，饱受折磨和悲哀，在知情者面前犹如掩面的人，在不知情者面前形如虚无。
  生命因拖沓得太久而感到疲惫，死亡是上苍赋予我们的最终关怀。在那个寒冷的冬夜，人们发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倒在街边，面容安详，已经没有了呼吸。黄沾饰演的警察局长接到报案，认出这个人就是一代粤剧大师：南海十三郎。他默默找来一双鞋，穿在老人赤裸而冰冷的脚上，黯然送他最后一程。那一年，已经到了与我们如此接近的1984。它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由于一切人物和事件，它显得那么伸手可及。

  《晚安，北京》中说：“1984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份，乔治．奥威尔的《1984》，1985年是《时代周刊》上的邓小平，1986年是崔健的中国——七零人聆听的中国。”
  而对于飘摇中的香港，1984早已不是粤剧的时代，它浸泡在巨星的风采与纸醉金迷的歌声中。那是一个如此包容而多变的香港，滋养着无数以艺术为借口、索要名利的大师或骗子，却无情的默许了一个曾造就出时代之音的天才暴死街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电影没有说谎，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意识到这一点，我在瞬间摒住呼吸，感到心灰意冷，并不打算原谅任何人。
  唯有聆听他的作品，那些令人销魂的粤剧唱段：《寒江钓雪》、《女儿香》、《燕归人未归》，这是南海十三郎用生命谱写的天籁。而当他手执纸扇、有板有眼的唱念做打，则是电影中最温暖人心的片刻。
  影片采用了香港电影传统的戏谑手法，几近将一个天才的悲剧演绎成闹剧。他如同受惊的孩子任由世人肆意摆布，即使在电影中也不能幸免。他不能被理解和宽恕，就像他随身携带的那幅画：《雪山白凤凰》。只有心无杂念的孩童惊叹其中的美，而心有尘土的人只看到了满纸空白。
  南海十三郎的故事在影片中由一个落魄的说书人娓娓道来：在喧闹的夜市，他把故事讲给路人们听，被冠以阻碍交通的无端罪名。在警察局里，他把故事讲给看守们听：引人入胜的情节软化了坚硬麻木的心，令这些平日里稍显冷血的人欲罢不能。当他被保释出来，人们追问他与南海十三郎的关系，他说：“这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编剧，在讲述另一个穷困潦倒编剧的故事。”
  穿越光影，投射现实，我们清楚地看到：本片编剧杜国威，正是那个引领着我们欢笑或哭泣，用故事打出有关生命精妙比喻的说书人。感谢他丰富的阅历和传奇的笔法，带给我们像《南海十三郎》与《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样令人叹服的杰作。

  电影的片头有一行简洁的字幕：“献给全港编剧共勉。”这是对那些在商业的夹缝中默默向上游的艺术家们的致敬，同时不露声色的道出了香港电影人、特别是港产片编剧不为人知的辛酸，也饱含着杜国威本人对于香港电影速食时代的不满，和与之抗衡的决心。
  而本片对于导演高志森，则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他曾执导过许多毫无质感、甚至低俗的影片，却一反常态的选择了这个并不讨巧的题材。银幕下的我们只能臆测，他或许是为了圆自己一个梦：借由南海十三郎之口，悼念那些被荒废与玷污的才华。在影片的结尾，视角伸向了那些街边的流浪者。它并非只是对主人公足迹的追溯，也是导演对自身从艺生涯的悲悯。因为面对南海十三郎，他和我们一样感到了虚弱。
 
  香港制造是一部电影骄傲的标签，尽管它可能裹挟着一些令人不快的附加物，尽管过强的包容性意味着一种对媚俗的妥协。在那些由夸张的台词、流俗的情节构筑出的电影背后，隐含着几代香港电影人无奈的叹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不仅因为香港——这个神经质的城市需要借由电影舒缓压力，还因为我们尽管平庸，尽管虚弱，却都有着一颗博爱的心。